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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周天子的 五等爵位

【爵】即爵位、爵号，是古代皇帝对贵戚功臣的封赐。旧说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后代爵称和爵位制度往往因时而异。如汉初刘邦既封皇子为王，又封了七位功臣为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等；魏曹植曾封为陈王；唐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清太祖努尔哈赤封其子阿济格为英亲王，多铎为豫亲王，豪格为肃亲王。再如宋代寇准封莱国公，王安石封荆国公，司马光为温国公；明代李善长封韩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刘基封诚意伯，王阳明封新建伯；清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左宗棠封二等恪靖侯，李鸿章封一等肃毅伯。

中国古代爵位制度

[size=3]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之一。先秦爵制，与世袭的宗法、分封等制度互为表里，爵位往往就是政治权力的标志。秦以后的爵制（分赐爵与封爵），与先秦爵制的性质有所不同。爵不具备行政职能，主要用来确定皇亲、功臣世袭的政治名位和经济权利。

先秦文献中有关爵制的记载，主要见于《孟子·万章下》。所举周代爵称，有天子、公、侯、伯、子男五等。年代稍晚的《礼记·王制》，则将天子除外，子男分列，即所谓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文献反映的先秦爵制是否准确，学者尚存异议。但参照甲骨、金文资料，可以肯定的是：夏爵制不详，商制细节难明，只有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爵制尚可大致判明其爵称与爵序。

商制，文献所记有侯、甸、男、卫、邦伯，均属地处王畿之外的“外服诸侯”。殷墟甲骨资料表明：殷邦境外的“多方”或“多邦方”，常常是商王国征伐的敌国。它们的君长被称为“方伯”或“邦伯”，如人方伯、羌方伯、盂方伯、周方伯等。殷邦边境和邦境内的君长，被分别称为侯、伯，如杞侯、犬侯和井伯、宋伯等。它们是商王国的屏藩，常受商王之命征伐多方，商王亦往往派兵助征。方伯和侯、伯称号的不同，反映了这些君长与商王关系的亲疏差别。

有的学者认为，商代甲骨文（或金文）中的“田”和“子”、“男”也是爵称，目前尚无定论。

西周春秋爵称，可大致分为王、公、侯、伯、子、男六级：

王。在周王朝辖区内，王是指周天子而言。另有个别并非天子的王者，如■王、吕王、丰王等，都属戎狄首领。春秋金文中的称王诸侯，仍限于同周室关系较疏的蛮夷君长，即徐、楚、吴、越四国。

公。身居高位的天子重臣称公，所见有周公、召公、毕公、明公、井公、毛公、芮公等。可以肯定的称公诸侯，有宋公戌（宋平公）、宋公差（宋元公）、宋公■（宋景公）、宋公得（宋昭公）。

侯。西周春秋时代行用最普遍的爵称是侯。金文所见主要是周初始封的周姓诸侯，如■（燕）侯、鲁侯、康侯、邢侯、蔡侯、滕侯、虞侯、荀侯、曾侯等。称侯的异姓国君，除与周室关系非同寻常的姜齐以及取而代之的田齐外，大都是周初褒封的前代帝王之后，或者早已存在的“先封”之国，有铸、陈、纪等。

伯。西周时代称伯的诸侯，多为文献记载较少的小国之君，有的是畿内封君，如荣伯、井伯、杜伯、单伯、散伯、徵伯、过伯、夷伯等。春秋时代明确称伯的国君，主要有郑伯和曹伯。

子。金文中的子明确属于爵称的，主要有北子和沈子。文献中其他诸子，尚无金文印证。

男。《春秋》所见男爵仅有许国。1967年陕西长安县马王村出土一件西周晚期的■（许）男所作铜鼎，证实许国国君的爵称确为男爵。

战国时期除楚国和越国早已称王外，魏、齐、赵、韩、燕、中山等国也在战国中期相继称王，突破了西周以来的诸侯爵称。各国又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并推行与之适应的爵制。三晋和燕、齐的爵秩等级，大体仍为卿和大夫。楚的最高爵位叫执■，情况较为特殊。秦则从商鞅变法以后，实行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公士、上造、簪■、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秦二十等军功爵，累积爵级至关内侯（十九级）、彻侯（二十级），即可食租税或食邑；自大庶长以下至公士十八等爵，“则如吏职”。

两汉汉初，在二十等爵外，又先后分封异姓、同姓为王。诸王封爵，带有浓厚的分封制色彩，与中央集权制相■格。文帝、景帝，特别是武帝奉行削藩政策，限制并削弱诸王权力，诸王遂不得领民亲政，惟衣食租税。同时，列侯（原名彻侯，避汉武帝刘彻讳改）也与二十等爵相分离，与王爵共同构成封爵制度。自关内侯以下，为赐爵制度。封爵优于赐爵的主要权益是：享有封国或食邑；置官属；爵位世袭；衣食租税；具备崇高的政治地位。

两汉封爵的爵级主要是王、列侯两等，此外还有公主汤沐食邑。王、列侯官属数量因爵之高低而多少不等，但任用权却在中央。汉初定制，“非刘勿王”（后演变为非皇子不王）、“非功不侯”。王的封授对象是皇子，列侯主要封授异姓功臣，诸王庶子所受推恩爵亦是列侯。诸皇子王初以区域立国，跨州连城，形成尾大之势。汉武帝推行推恩析国政策，诸王遂以郡立国。东汉初，汉光武帝刘秀曾废王爵，封九皇子为国公，旋即复旧。两汉除王莽、曹操以权臣称王外，异姓功臣只能封为列侯。列侯，西汉时多以县立国，也有食乡亭者，但并无乡侯、亭侯之称。至东汉，列侯正式分为县、乡、亭侯。功大者食县，功小者食乡亭。东汉中期以后，政治腐败，遂出现大量的外戚侯、宦者侯、恩泽侯，虽有悖于“非功不侯”的原则，但县、乡、亭侯的爵称爵序并未因此发生变化。

封爵传袭，采取嫡长子继承制。庶子、庶孙一般不具备袭爵权。无嫡子袭爵，则削除封国，这就是所谓的“无子国除”。皇亲和重要功臣“国绝”时，为示优宠殊遇，也可由庶子庶孙袭爵，这就是所谓的“绍封继绝”。绍封者权益低于正常袭爵，仅食国之半租。此外，公主汤沐食邑也可由公主之子承袭，但并不普遍。

汉代封爵制度，对后世影响颇大。诸如诸侯不与政事、惟得衣食租税，非皇子不王，非功不侯，无子国除，绍封继绝等重要原则，均在不同程度上为以后的王朝所沿用。

两汉十九等赐爵，爵称与秦同。凡赐爵皆可“有罪以减”，无爵者则为士伍。十九级爵中第九级（五大夫）以上为高爵，亦称吏爵，具有免役特权。获得吏爵的主要途径是凭借军功吏■。第八级（公乘）以下至第一级（公士）为低爵，又称民爵，获得民爵的主要途径是因特典、灾异而诏赐天下民爵。法制规定，民爵高于第八级时须转让亲属，故除非有特殊原因，民爵一般不能升至吏爵。获得吏爵、民爵的另一途径是买爵。汉文帝刘恒实行入粟拜爵，开卖爵先例。汉武帝特设武功爵十一级，标价出售，以缓解财政困难。以后屡有卖爵诏令，赐爵趋于猥滥。东汉末年，赐爵已成“空设文书”，不再为时人所重。魏晋南北朝时期，赐爵制遂废弃。

魏晋南北朝魏晋之际，设置五等封爵，东汉以来的王、列侯二等封爵，变为王、五等封爵、列侯三大层次封爵。北朝取消列侯，王、五等封爵成为主要的封爵爵称。

诸王封爵。西晋设国王、郡王（分大、次、小）、县王，各有多少不等的食邑户数。东晋南朝，仅禅代前期的异姓篡代者封国王，如刘裕封宋王，萧道成封齐王。一般情况下，皇子才能封郡王（亦分大、次、小三级）。北魏前期，异姓多封王，但袭爵者即降为公。孝文改制，唯宗室封王，并按亲疏远近分为一藩王、二藩王、三藩王，亦为郡王。北周末年，在郡王之上，又设国王，封授对象是皇子。诸王政治权益，因王朝而异。西晋王国按大、次、小可分别置三军、二军、一军，自选官属。其他王朝，则无置军和自选官属权。但诸王可参政入仕、领兵出镇，却是这一时期各王朝的普遍现象。骨肉相残因此时有发生，构成诸王干政、乱政的政治格局。

五等封爵。曹魏有乡公、亭伯等爵称。咸熙元年（264），即将代魏的司马氏设立五等封爵。五等封爵，采《周礼》中公、侯、伯、子、男之名，每等又分大、次二级，共五等十级。每级封爵都有封疆里数和户邑数，以方五里和邑二百户为差，井然有序。五等封爵官品在第二以上，名位低于诸王，却有高于列侯的“禄奉礼秩”，其中公、侯可置一军。东晋南北朝，五等封爵不再划定封疆里数，大、次两级合二而一，皆以郡或县立国，并在爵称前冠以“开国”字样。伯、子、男三级封爵，品秩也由第二分别降至第三、四、五。北周后期，滥封无度，遂在郡公之上常设国公，以封柱国大将军等重要功臣。时五等封爵的爵序是：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

列侯。魏晋有县、乡、亭侯，品秩在五等封爵之下。东晋南朝，县侯与五等封爵中的“侯”合一，仅存乡、亭侯。北朝无列侯爵。

列侯之下，尚有属于赐爵的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等爵。

就创新而言，这一时期有“分食制”和“虚封制”。“分食制”指诸侯按一定食租率提取食邑户的租税。如西晋诸侯三分食一；东晋南朝九分食一；北魏王二分食一，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虚封制”，是指无封国食邑、不食租税的封爵。它与赐爵制的区别就在于可以世袭。典型的虚封制是北朝的散爵，如散公、散侯、散伯等等。北周初年，因租税有限，开国封爵“虽锡以茅土，而未给租赋”。保定二年（562），周武帝诏令诸国公（邑万户），可寄食他县，收其租赋。寄食户数仅是原食邑户数的十分之一。这种封户为虚、寄食户为实之例，为以后的虚实相结合的食租税方式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