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谕号哪能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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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别，中囯已有医生会，但是中国政府好像不支持，去泰国吧，都是男生改女生，就是人妖了，一中国男士旅游泰国租了人妖，回国让老婆知道后大吵大闹，他对老婆说，人妖是个男人，确实，人妖的确是男人改的女人，不会生育的。
《曾国藩家书治家篇 谕纪泽·料理丧母之后事离京》古诗原文及翻译
作者：
治家篇 谕纪泽·料理丧母之后事离京
【原文】
字谕纪泽儿：
七月廿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惨闻吾母大故。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慝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矣。
小池驿去大江之滨尚有二百里，此两日内雇一小轿，仍走旱路。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处即行雇船，计由黄梅至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长沙不过千里，大约八月秋后可望到家。
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得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兹念京寓眷口尚多，还家甚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开列于后：
一、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获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家眷回南路费，人口太多，计须四五百金，求寄云年伯张罗。此外同乡如黎樾乔、黄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静庵、袁午桥年伯，平日皆有肝胆，待我甚厚，或可求其凑办旅费。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不可令其张罗银钱，渠甚苦也。
二、京寓所欠之帐，惟西顺兴最多，此外如杨临川、王静庵、李玉泉、王吉云、陈仲鸾诸兄皆多年未偿。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我再有信致各处，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若并无分文，只得待我起复后再还。
三、家眷出京，行路最不易。樊城旱路既难，水路尤险，此外更无好路，不如仍走王家营为妥，只有十八日旱路。到清江（即王家营也）时有郭雨三亲家在彼，到池州江边有陈岱云亲家及树堂在彼，到汉口时，吾当托人照料。江路虽险，沿途有人照顾，或略好些。闻扬州有红船最稳，虽略贵亦可雇。尔母最怕坐车，或雇一驮轿亦可。然驮轿最不好坐，尔母可先试之。如不能坐，则仍坐三套大车为安。
四、开吊散讣不可太滥，除同年、同乡、门生外，惟门簿上有来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单请庞省三先生定。此系无途费，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滥也。即不滥，我已愧恨极矣。
五、外间亲友，不能不讣告寄信，然尤不可滥，大约不过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时当寄一单来，并信寄稿，此刻不可遽发信。
六、铺店帐目宜一一清楚，今年端节已全楚矣，此外只有松竹斋新账，可请省三先生往清，只可少给他，不可全欠他，又有天元德皮货店，请寄云年伯往清，其新猞猁狲皮褂即退还他，若已做成，即并缎面送赠寄云可也。万一无钱，皮局账亦暂展限，但累寄云年伯多矣。
七、西顺兴帐，自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折子，可将折子找出，请一明白人细一遍，究竟用他多少钱，专算本钱，不必兼算利钱，待本钱还清，然后再还利钱。我到武昌时，当写一信与萧沛之三兄，待我信到后，然后请寄云年伯去讲明可也。总须将本钱、利钱，划为两段，乃不至轇轕①不清，六月所借之捐贡银一百二十余金，须设法还他，乃足以服人，此事须与寄云年伯熟计。
八、高松年有银百五十金，我经手借与曹西垣，每月利息京钱十千，今我家出京，高之利钱，已无着落；渠系苦人，我当写信与西垣，嘱其赶紧寄京，目前求黎樾乔老伯代西垣清几个月利钱，至恳至恳！并请高与黎见面一次。
九、木器等类，我出京时，已面许全交寄云；兹即一一交去，不可分散，概交寄云年伯，盖木器本少，若分则更少矣，送渠一人，犹成人情耳，锡器、瓷器亦交与他。
十，书籍我出京时一一点明，与尔舅父看过，其要紧者，皆可带回，此外我所不带之书，惟《皇清经解》六十函算一大部，我出京时已与尔舅说明，即赠送与寄云年伯，又《会典》五十函算一大部，可借与寄云用，算此二部外，并无大部，亦无好板，可买打磨油木箱，一一请书店伙计装好，交寄云转寄存一庙内，每月出赁钱可也，边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图八幅，吴南屏借梅伯言诗册，俱往取出带回。
十一、大厅书架之后，有油木箱三个，内皆法帖之类，其已裱好者可全带回，其未裱者带回亦可送人。家信及外来信，粘在本子上者皆宜带回。地舆图三副，皆宜带回，又有十八省散图亦带回，字画对联之类，择好者带回，上下木轴易撤去，以便卷成一捆，其不好者，太宽者，不必带，做一宽箱封锁，与书籍同寄一庙内，凡收拾书籍字画之类，均请省三先生及子彦帮办，而牧云一一过目，其不带者，均用箱寄庙。
十二、我本思在江西归家，凡本家亲友皆以银钱赠送，今既毫无可赠，尔母归来，须略备接仪，但须轻巧不累赘者，如毡帽、挽袖之类，亦不可多费钱。如捞沙膏、眼药之属，亦宜带些，高丽参带半斤。
十三、纪泽宜做棉袍褂一付，靴帽各一，以便向祖父前叩头承欢。
十四、王雁汀先生寄书有一单，我已点与子彦看，记得《乾隆二集》，系王世兄取去，《五集》系王太史向刘世兄借去，余刘世兄取去者又一片，此外皆在架上，可送还他。
十五、苗仙鹿寄卖之书，《声订》、《声读表》共一种，《毛诗韵订》一种，《建首字读》，想到江南销售几部，今既不能，可将书架顶上三种，各四十余部还他，交黎樾乔老伯转交。
十六、送家眷出京，求牧云总其事，如牧云已中举，亦求于复试后，九月二十外起行由王家营水路至汉口，或不还家，仍由汉口至京会试可也。下人中必须罗福、盛贵，若沈祥能来更好，否则李长子亦可。大约男仆须四人，女仆须三人。九月二十前后必须起程，不可再迟，一定由王家营走，我当写信托沿途亲友照料。
咸丰二年七月廿六日
【注释】
①轇轕（jiāo ɡé）：纠缠。
【译文】
字谕纪泽儿：
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我到达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悲痛地听到我母亲逝世的消息。我的德行没有修好，没有实在的学问而只徒有虚名，自己知道一定有灾难，担心很久了，不想老天不降祸在我身上，反而落在我母亲的身上，回想我平日隐瞒匿藏的大罪太多了，一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无地自容。
小池驿距离大江之滨，还有两百里，这两天内，雇一台小轿，仍旧走旱路。到了湖北黄梅县临江的地方，马上雇船，计从黄梅到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到长沙，不过千里，大约八月中秋节以后，可以到家。
离家已十四年，我母亲的音容不得再见，太痛心了，太痛心了！不孝的罪，哪有可以减少的地方？顾虑到京城家里家眷人口很多，回家很难，特写信到京城，料理一切，开列在后面：
一、我离京城时，将一切家事，当面托付毛寄云年伯，他慨然允许。这时遭了这个大变，你要去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一定能允许。现在家里银钱，分毫没有，家眷回湖南的路费。人口太多，共计须四五百两，请寄云年伯张罗一下。此外同乡的如黎樾乔，黄恕皆老伯，同年的如王静庵、袁午桥年伯，平日都有忠肝义胆，对待我很仁厚，或者可以求他们凑办路费，受了别人恩情，应当想到将来报答的地方，不可多求别人。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他出力帮忙，不可以求他张罗银钱，他很苦呢。
二、所欠的账，只西顺兴最多，此外，如杨临川、王静庵、李玉泉、王吉云、陈仲鸾诸位仁兄，都多年没有偿还，可求寄云年伯和黎、黄、王、袁诸君中，选择更相熟的，去求他们为我缓解燃眉之急，我再写信到各处，外面如果有奠金送来，应存在寄云、午桥两处，有一两，就用一两还债；有一钱就用一钱还债，如果并没有分文，只好等我回来后再还了。
三、家眷离京城，行路不容易，樊城旱路既难，水路尤其危险，此外没有更好的路，不如仍旧走王家营为妥当，只有十八日旱路。到清江（即王家营），那时有郭雨三亲家在那里，到池州江边，有陈岱云亲家和树堂在那里，到汉口时，我会托人照料。江路虽危险，沿途有人照顾，或者略好些，听说扬州有江船最稳当，价略贵一点还是可以雇用。你母亲最怕坐车，或者雇一驮轿也可以，但驮轿最不好坐，你母亲可先试试，如果不能坐，仍旧坐三套的大车好了。
四、开吊散讣告不可太滥了，除同年、同乡、门生以外，只有门簿上有来往的才散讣告，此外不可以多散一份，这个名单请庞省三先生定夺。这是没有路费不得已而这么做，不可太滥啊！即使不滥，我已惭愧悔恨得很啦！
五、外边的亲友，不能够不讣告寄信，但也不可太滥，大约不过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时，会寄一名单和寄信的稿子，现在不要急于发信。
六、铺店的账目应该一一弄清，今年端午节已全部弄清，此外，只有松竹斋新账，可请省三先生去清查，可以少给他，不可全欠他，又有天元德皮货店，请寄云年伯去清，他的新猞猁狲皮褂，就退还他，如果已做成，就和缎面一起送给寄云吧，万一没有钱，皮局账也暂时欠着，但又要辛苦寄云年伯了。
七、西顺兴账目，从丁未年夏天起到辛亥年夏天止，都有折子，可把折子找出来，请一个明白人细算一遍，究竟用他多少钱，专算本钱，不必兼算利钱，先等到本钱还清，然后再还利钱。我到武昌时，当写一封信与萧沛之三兄，等我信到后，然后请寄云年伯去讲明好了，总要把本钱、利钱划为两段，才不至于交杂不清，六月所借的捐贡银一百二十多两，要设法还他，才足以服人，这件事要和寄云年伯反复商量。
八、高松年有银子一百五十两，我经手借给曹西垣，每月利息京钱十千，现在我家离开京城，高的利钱，已没有着落，他是一个苦人，我会写信给西垣，嘱咐他赶快把这钱寄到京城，目前要求黎樾乔老伯代西垣付清几个月利钱，一定要恳求，并且请高与黎见一次面。
九、木器等类，我离京时，已当面允许全部交给寄云，现在就全部交他，不可分散，因木器本来就少，一分就更少了，送他一人，还一个人情，锡器、瓷器，也交给他。
十、书籍我离京时一一清点了，给你舅舅看过，要紧的，都可带回。此外，我所不带的书，只有《皇清经解》六十函，算一大部头，我出京时已经同你舅说明，就送给寄云年伯。又《会典》五十函，算一大部头，可借与寄云用，除此两部以外，并没有大部头了，也没有好本，可以买打磨石油木箱，请书店伙计装好，交寄云转寄在一个庙里，每月出租钱即可。边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图八幅，吴南屏借梅伯言诗册，都去取来带回。
十一、大厅书架后面，有油木箱三个，里面都是法帖之类，其中已裱好的，可全部带回，没有裱好的，带回送人。家信和来往信，贴在本子上的，都要带回。地图三幅，宜带回，又有十八省散图也带回，字画对联之类，选择好的带回，上下的木轴都不要，以便捆成一捆，其中不好的，太宽的，不必带，做一口宽箱封锁起来，与书一同寄庙里。凡属收拾书籍字画，都请省三先生和子彦帮忙办理，而请牧云一一过目，那些不带的，都封箱存庙里。
十二、我本想在江西回家，凡本家亲友，都以银钱赠送，现在既然毫无东西可送，你母亲回来，要稍微准备点礼物，但要选些轻巧不累赘的，如毡帽、挽袖之类，也不可以多花钱，如捞沙膏、眼药之类，也要带些，高丽参带半斤。
十三、纪泽宜做棉袍褂一付，靴帽各一套，以便在祖父前叩头承欢。
十四、王雁汀先生寄书有一张单子，我已点给子彦看了，记得《乾隆二集》是王世兄取去，《五集》是王太史向刘世兄借去，另外刘世兄取走的又一集。其余都在架上，可送还他。
十五、苗仙鹿寄卖的书，《声订》、《声读表》共一种，《毛诗韵订》一种，《建首字读》一本，想到江南销售几部，现在既然不可能，可将书架顶上三种，各四十余部还他，交黎樾乔老伯转交。
十六、送家眷出京，求牧云统揽一切。如果牧云已中举，也请在复试以后管理此事。九月二十日前起程，由王家营水路到汉口，或者不回家，仍旧由汉口返京参加会试。下人中必须让罗福、盛贵来，如果沈祥能来更好，不然李长子也可以。大约男仆要三个，女仆要三个，九月二十日前必须起程，不能再迟了，一定由王家营走，我会写信托沿途亲友照料。
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义字可以组成什么词语
“义？”的词语：
义气 义务 义理 义方 义举 义例 义冢 义子 义女 义士 义卖 义和 义愤
义命 义学 义从 义项 义蕴 义疏 义母 义训 义役 义父 义勇 义米 义政
义经 义男 义妻 义谋 义庄 义心 义旧 义作 义行 义人 义夫 义髓 义断
义信 义兵 义烈 义正 义志 义类 义鼠 义然 义风 义田 义地 义仓 义法
义节 义渠 义侠 义竹 义门 义犬 义淫 义郎 义兴 义诊 义演 义旨 义师
义故 义度 义荣 义鸟 义帝 义色 义民 义言 义怀 义渊 义齿 义儿 义声
义问 义酒 义舍 义墨 义战 义旗 义众 义谛 义海 义谷 义象 义意 义旅
义趣 义证 义剑 义友 义肢 义军 义社 义服 义府 义徒 义状 义塾 义蕴
义戈 义台 义孝 义居 义路 义园 义让 义功 义养 义樽 义聚 义宗 义阡
义甲 义井 义赈 义分 义壑 义浆 义捐 义手 义眼 义说 义教 义嗣 义形
义铺 义髻 义赋 义征 义侣 义脉 义关 义事 义主 义辞 义终 义死 义殿
义味 义概 义角 义足 义息 义疾 义粜 义赃 义廪 义槥 义岁 义竿 义据
义钱 义丁 义附 义租 义粮 义试 义刑
“？义”的词语：
意义 仗义 疑义 道义 正义 含义 情义 仁义 要义 涵义 主义 名义 演义
歧义 定义 礼义 忠义 本义 六义 大义 信义 狭义 字义 公义 褒义 起义
释义 文义 音义 十义 侠义 高义 广义 就义 精义 德义 贬义 讲义 奥义
风义 节义 异义 古义 词义 制义 不义 教义 经义 行义 恩义 陈义 墨义
孝义 理义 结义 慕义 心义 聚义 倡义 类义 弘义 事义 思义 立义 取义
密义 建义 谌义 无义 负义 通义 首义 和义 了义 拜义 徙义 胜义 明义
守义 真义 旨义 非义 同义 衍义 宏义 赴义 协义 兼义 分义 害义 对义
新义 兴义 四义 上义 懿义 烈义 举义 扶义 世义 郑义 解义 疏义 蹈义
白义 保义 笃义 闻义 佛义 殉义 多义 功义 武义 志义 惠义 杜义 别义
二义 慧义 时义 两义 修义 性义 服义 重义 树义 贤义 辞义 创义 学义
转义 存义 合义 悦义 口义 集义 杖义 权义 气义 法义 达义 由义 向义
朋义 竹义 五义 引义 死义 渊义 余义 执义 才义 孑义 鸱义 市义 玄义
归义 比义 昌义 顺义 全义 妙义 展义 剩义 介义 伸义 申义 诗义 碎义
党义 寸义 附义 析义 函义 逸义 显义 从义 履义 译义 认义 责义 竖义
率义 律义 布义 愆义 唱义 典义 远义 诠义 钱义 奉义 驰义 契义 轶义
谕义 辩义 发义 畏义 硕义
“义？？？”的词语：
义愤填膺 义无反顾 义不容辞 义正词严 义薄云天 义正辞严 义结金兰
义气相投 义正辞约 义形于色 义愤填胸 义务教育 义务劳动 义不反顾
义胆忠肝 义无旋踵 义刑义杀 义不取容 义重恩深 义不生财 义浆仁粟
义海恩山 义断恩绝
“？义？？”的词语：
大义凛然 仗义执言 见义勇为 大义灭亲 仁义道德 取义成仁 礼义廉耻
仗义疏财 不义之财 重义轻生 高义薄云 精义入神 六义附庸 意义深长
道义之交 仁义君子 语义哲学 以义割恩 以义断恩 重义轻财 背义负信
仗义疎财 名义账户 见义敢为 仁义之师 据义履方 气义相投 见义当为
弃义倍信 背义负恩 负义忘恩 背义忘恩 仁义之兵 见义必为 瘠义肥辞
“？？义？”的词语：
仁至义尽 忠肝义胆 情深义重 恩断义绝 第一义谛 侠肝义胆 恩山义海
恩深义重 辞严义正 义刑义杀 词严义密 仁浆义粟 道德义务 词严义正
言简义丰 仁人义士 忠驱义感 道同义合 辞简义赅 词言义正 思断义绝
黄衫义士
“？？？义”的词语：
顾名思义 舍生取义 望文生义 断章取义 唯美主义 深明大义 微言大义
天经地义 忘恩负义 背信弃义 开宗明义 见利忘义 居仁由义 假仁假义
疏财仗义 槌仁提义 冯谖市义 遵道秉义 慷慨就义 忠孝节义 晓以大义
干名犯义 向风慕义 随文释义 重财轻义 不仁不义 居利思义 农民起义
含仁怀义 行侠好义 沐仁浴义 乡利倍义 慷慨仗义 拘文牵义 穷不失义
三谏之义 贪利忘义 蹈仁履义 缘文生义 多情多义 背恩负义 反经合义
仗节死义 背恩忘义 明公正义 孤恩负义 大仁大义 捐身徇义 释生取义
杀身成义 轻财重义 忘情负义 舍生存义 深文大义 轻生重义 忘恩失义
负气仗义 辜恩负义
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的得失
他描述了这个朝代中最尖锐的贫富不均现象和下层百姓在各种剥削勒索下艰难挣扎的悲惨状况，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将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初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弊端百出，老百姓苦不堪言。白居易在《赠友》一诗中愤怒地写到“私家无钱轳，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一语中的地揭露了两税法的弊端。在《重赋》一诗中，诗人详尽地描写了被贪吏们破坏的两税法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而贪吏们“随月献至尊”的羡余物(地方把定额外榨取的财物美其名曰“羡余”，拿去讨好皇帝)却“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诗人借老农之口发出了“夺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的愤怒呼喊。《伤宅》所写富贵者的奢侈，恰与《重赋》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高，寒署不能干。……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缭绫》中也以“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写出农妇的艰辛，而对照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在《买花》诗中，他借一个田舍翁之口发出感叹：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些诗作，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作为一种解救，诗人希望权势者能有所节制，因而他尖锐地指责那些在下层百姓的困苦之上还要加上一层困苦的贪吏、宦官。《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对他们的气焰、权势和奢华生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和无情的鞭挞。《卖炭翁》指责宫中黄衣使者盘剥掠夺百姓，不问青红皂白抢走卖炭翁辛辛苦苦烧的一车炭。这首诗借卖炭翁由“伐薪烧炭”到进城“卖炭”再到炭被抢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豪夺的野蛮行径。其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尤为精譬。先用“可怜”二字倾注无限同情，继以一“忧”一“愿”来写卖炭老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真实贴切。《杜陵叟》中则写长吏明知庄稼为自然灾害所毁，却仍然“急敛暴征求考课”逼得百姓典桑卖地来抵官租，白居易愤怒地说道：“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观刈麦》中“力尽不知热，但希夏日长”的辛勤农夫，“家田输税尽，拾些充饥肠”的贫妇人，《村居苦寒》中“布絮不蔽身”“愁坐夜待晨”的无衣民，《采地黄者》中“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的百姓，都具体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诗人深切同情不幸的农民，对自己的温饱有余深感惭愧，并由此产生了“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可贵思想。
中秋节都有哪些习俗？
中秋节，为每年农历的八月十五。按照中国的农历，八月为秋季的第二个月，古时称为仲秋，因此民间称为中秋，又称秋夕、八月节、八月半、月夕、月节，又因为这一天月亮满圆，象征团圆，又称为团圆节。民间中秋节有吃月饼、赏月、赏桂花、猜灯谜等多种习俗。中秋节起源于中国，是东亚民间的一个传统节日，中秋节不单单是华人的节庆，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日本、越南、朝鲜半岛等地的传统节日。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中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八月十五恰在秋季的中间，故谓之中秋节。中国古历法把处在秋季中间的八月，称谓“仲秋”，所以中秋节又叫“仲秋节”。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此，又称八月十五为“团圆节”。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 圆”“月缺”来形容“悲欢离合”，客居他乡的游子，更 是以月来、寄托深情。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宋代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句，都是千古绝唱。
中秋节是个古老的节日，祭月赏月是节日的重要习。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中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宋代、明代、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中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月坛”、“拜 月亭”、“望月楼”的古迹。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每当中秋月亮升起，于露天设案，将月饼、石榴、枣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拜月后，全家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谈，共赏明月。现在，祭月拜月活动已被规模盛大、多彩多姿的群众赏月游乐活动所替代。
吃月饼是节日的另一习俗，月饼象征着团圆。月饼的制作从唐代以后越来越考究。苏东坡有诗写道：“小饼如嚼
月，中有酥和饴”，清朝杨光辅写道：“月饼饱 装桃肉馅，雪糕甜砌蔗糖霜”。当时的月饼和现在已颇为相近了。
中秋节有悠久的历史，和其它传统节日一样，也是慢慢发展形成的，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早在《周礼》一书中，已有“中秋”一词的记载。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中国的主要节日之一。这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根据我国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中秋”。中秋节有许多别称：因节期在八月十五，所以称“八月节”、“八月半”；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而又叫“团圆节”。在唐朝，中秋节还被称为“端正月”。关于“团圆节”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帝京景物略》中也说：“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团圆节?中秋晚上，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有烙“团圆”的习俗，即烙一种象征团圆、类似月饼的小饼子，饼内包糖、芝麻、桂花和蔬菜等，外压月亮、桂树、兔子等图案。祭月之后，由家中长者将饼按人数分切成块，每人一块，如有人不在家即为其留下一份，表示合家团圆。
说法一
中秋源于帝王祭拜活动：中秋的由来，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礼记》中记载：“天子春朝日，秋朝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里的“夕月”即“拜月”之意。祭月原是帝王的礼制，后来达官文士也效仿，此风逐渐传到民间。形成一个传统的活动。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
说法二
八月节的起源与兴盛都和南京有关：八月十五中秋节，江南又称八月节，八月节的起源与兴盛都和南京有关。作为岁时节令，中秋节形成较晚，但玩月这举却由来已久，东晋时，在南京“牛渚玩月”，即是流传至今影响最广的赏月佳话，以至演化为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乐以欢度的中秋节佳节。牛渚(今采石矶)，汉时即属丹阳郡秣陵(今南京)。《续汉书·郡国志》说，秣陵县“南有牛渚”。早在一千六百年前，东晋于南京(当时叫建业)建都，镇守牛渚的谢尚月夜泛舟牛渚江上，听到有在运租船上讽咏自己的《咏史》诗，大为赞赏，于是邀请过船，此人即是袁宏。他们一见如故，吟诗畅叙直达天明。当时谢尚身为镇西将军，而袁宏只是个靠运租为业的穷书生，由于对才能的尊重，他们之间打破了身份的地位壁障。袁宏因受到谢尚的赞誉，从此名声大振。谢尚玩月闻袁宏咏史于前，文人雅士亦趋之于后，于是泛舟、登楼玩月者连绵不绝。唐朝大诗人李白游抵金陵闻知此事，即赋诗曰：“昔闻牛渚泳五章，今来何谢袁家郎？”感慨系之，登城西孙楚酒楼“玩月达曙”。唐欧阳詹作《玩月诗序》也说：“玩月古也，谢赋、鲍诗，眺之亭前，亮之楼中，皆玩月也”。唐明皇是夜游月宫，这些都是流传至今的玩月佳话。八月十五，时届三秋之中，故谓中秋。中秋时节，气温已凉未寒，天高气爽，月朗中天，为玩月最佳时令，人们多爱此时玩月，自唐以下渐演为节令，这就是中秋节的由来。
说法三
中秋月圆的有关诗篇中秋与时令：八月十五这一天恰好是稻子成熟的时刻，各家都拜土地神。中秋可能就是秋报的遗俗。从时令上说，中秋是“秋收节”，春播夏种的谷物到了秋天就该收获了，自古以来，人们便在这个季节饮酒舞蹈，喜气洋洋地庆祝丰收，这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描绘。从渊源上说，中秋又是“祭月节”，它源于远古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古代帝王的礼制中有春秋二祭：春祭日，秋祭月。最初祭月的日子在“秋分”这一天，“秋分”这个季节在八月内每年不同，所以秋分这一天不一定有月亮，祭月无月是大煞风景的，逐渐约定俗成，祭月的日子固定在八月十五日。从科学观察来看，秋季地球与太阳的倾斜度加大，华夏大地上空的暖湿空气逐渐消退，而此时，西北风还很微弱。如此，湿气已去，沙尘未起，空气即显得格外清新，天空特别洁净，月亮看上去既圆又大，是赏月的最佳时节。恰如古诗所云：“光辉皎洁，古今但赏中秋月，寻思岂是月华别?都为人间天上气清澈。”
说法四
“中秋”的得名：根据中国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中秋”。中秋节有许多别称：因节期在八月十五，所以称“八月节”、“八月半”；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而又叫“团圆节”。在唐朝，中秋节还被称为“端正月”。
说法五
中秋吃月饼的由来：中国很早就有在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那天吃月饼的习俗，这种习俗的来源说法不一。普遍的说法是：唐朝时，太宗李世民为征讨北方突厥，平定其屡次的侵犯，令手下大将李靖亲自率部出征，转战边塞，结果屡建奇功。八月十五这天凯旋归京。为了庆祝胜利，京都长安城内外鸣炮奏乐，军民狂欢通宵。当时有个到长安通商的吐蕃人，特地向皇上献圆饼祝捷。太宗李世民大喜，接过装璜华丽的饼盒，取出彩色圆饼，指着悬挂天空的明月说道：“应将胡饼邀蟾蜍即月亮。”随后，将圆饼分给了文武百官。从此，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流传了下来。一说始于宋朝。在北宋时的京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每逢中秋之夜，人们均登高楼、爬高山，待月亮升起时开始进行祭月活动，所用供品有月饼、瓜果、鸡冠花之类，但以月饼为主。宋代诗人苏东坡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那时的月饼与现在的月饼已很相似了。
中秋节在新加坡是相当热闹的。节日降临前的一个月，月饼灯笼就开始上市了。月饼，不仅满足人们的口福也用来祭祖拜月，更是亲戚朋友互相馈赠的节日佳品。除了月饼，中秋节的另一种节日佳品是“柚”。
对年轻人而言，令他们感到兴趣的是各式各样制作精美的灯笼，他们也趁着节日的机会，展露制作灯笼的才华，大人们也可以在一年一度的灯笼制作比赛及花灯展览会上尽情娱乐。
新加坡人也可以参加由民众联络所或会馆主办的中秋晚会。一家人一起赏月也是一件美事，在家中摆上瓜果、月饼，再添上孩子们的灯笼，就是一个温馨、和谐的中秋夜。为了使中秋佳节的气氛更浓，庆祝活动更普遍，我们建议在公共场所张挂灯笼，同时主办猜灯谜等活动。
嫦娥奔月
嫦娥奔月
相传，远古时候天上有十日同时出现，晒得庄稼枯死，民不聊生，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力大无穷，他同情受苦的百姓，登上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多太阳，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羿因此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后羿娶了个美丽善良的妻子，名叫嫦娥。后羿除传艺狩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人们都羡慕这对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
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进来。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遇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便向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只好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小人蓬蒙看见了，他想偷吃不死药自己成仙。
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留了下来。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后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蓬蒙早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仰望着夜空呼唤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他拼命朝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怎样也追不到跟前。后羿无可奈何，又思念妻子，只好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吴刚折桂
中秋节戏曲故事关于中秋节还有一个传说：相传月亮上的广寒宫前的桂树生长繁茂，有五百多丈高，下边有一个人常在砍伐它，但是每次砍下去之后，被砍的地方又立即合拢了。几千年来，就这样随砍随合，这棵桂树永远也不能被砍光。
据说这个砍树的人名叫吴刚，是汉朝西河人，曾跟随仙人修道，到了天界，但是他犯了错误，仙人就把他贬谪到月宫，日日做这种徒劳无功的苦差使，以示惩处。李白诗中有“欲斫月中桂，持为寒者薪”的记载。
朱元璋与月饼起义
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元代。当时，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廷官兵搜查的十分严 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到了起义的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起义军如星火燎原。
很快，徐达就攻下元大都，起义成功了。消息传来，朱元璋高兴得连忙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将当年起兵时以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此后，“月饼”制作越发精细，品种更多，大者如圆盘，成为馈赠的佳品。以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
赏月
中秋节赏月中秋赏月是中秋节的传统项目之一，《礼记》早有记载“秋暮夕月”，意为拜祭月神，逢此时则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香案。至唐宋时期，赏月之风更加盛行，关于中秋的诗词也层出不穷，包括辛弃疾的《木兰花慢中秋》，苏轼的《水调歌头》。《东京梦华录》更有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
吃月饼
赏月和吃月饼已经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了，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那时仅是一种电信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同时，月饼也是中秋时节朋友间用来联络感情的重要礼物。
在福建厦门地区还有博饼的习俗，而且博饼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厦门海沧大桥旅游区（AAAA）建设了厦门博饼民俗园。
赏桂花
人们经常在中秋时吃月饼赏桂花，食用桂花制作的各种食品，以糕点、糖果最为多见。
烧塔
中秋夜烧塔中国南方的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地农村很流行。塔身有碎砖和瓦片以及树枝干草等搭建而成。圆窑形，下宽上尖，内为空心，中秋晚上点烧，常常会有烧塔比赛，塔烧得越通红越好，烧得越旺越有彩气。
猜谜
中秋月圆夜在公共场所挂着许多灯笼，人们都聚集在一起，猜灯笼身上写的谜语，因为是大多数年轻男女喜爱的活动，同时在这些活动上也传出爱情佳话，因此中秋猜灯谜也被衍生了一种男女相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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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的历史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